张爱萍被称作是第二个彭德怀说：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彭德怀教导我如何为人，周恩来则教会我如何行事。”对于彭德怀，张爱萍始终怀以崇敬之心，视其为严师与诤友。而彭德怀亦对张爱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赏识。
长征路上相知深
1934年九月，张爱萍圆满完成红军大学学业，随后被委派至红3军团第4师12团担任政治委员一职，亦是他首度步入彭德怀元帅的麾下。彼时，国民党军队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行动。尽管张爱萍在彭德怀元帅的直接领导下仅有短短一年多的时光，然而他们之间的情谊却日益深厚。
不久，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征途中，当队伍穿越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之际，张爱萍所在的12团肩负红3军团的先锋重任。某日黄昏时分，军团通信员急送来一道彭德怀军团长亲自签署的命令，指示12团作为尖兵，于拂晓前启程。张爱萍因过度劳累而陷入沉睡，醒来时天已大亮，遗憾地错过了军事行动的时机！见到彭德怀时，张爱萍以为必遭严厉斥责，急忙进行检讨，并请求受到处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彭德怀不仅没有责骂，反而只是简单地布置了战斗任务。夜幕降临，部队安营扎寨之际，张爱萍又收到了彭德怀签发的新命令，规定今后通信员在夜间送达命令、文件时，务必唤醒接收命令的首长，并且待首长坐起并审阅完毕后方可离开。这时，张爱萍方才意识到，传说中的那位动辄责骂的彭德怀，实际上是一位深明事理、对干部关怀备至的领导。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张爱萍被任命为红4师的政治部主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彭德怀始终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各级指战员的士气。在攻占汝城的过程中，他亲自抵达最前沿阵地，甚至亲自操作迫击炮。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红4师接到命令，负责保护中央机关以及主力部队安全渡过湘江。师指挥所刚刚选定在湘江西岸的岸边，彭德怀便迅速抵达现场，他对张爱萍等人说道：“军团指挥所便设于此。”对于彭德怀而言，将军团指挥所前移至师指挥所的位置，已是家常便饭。
1935年伊始，在遵义召开的那场重要会议上，彭德怀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并肩作战，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立场，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深刻批判与纠正。遵义会议的召开，宣告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终结。会议结束后，党中央作出决策，红军应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在此背景下，张爱萍所隶属的红4师遵照彭德怀的指示，肩负起保护中央机关安全撤离遵义的重任。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部队减员严重，红3军团不得不进行缩编，调整为四个团。张爱萍被任命为红11团的政治委员。
“不要总是冲锋在前，务必注意安全，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因此，他也对彭德怀的理解与关怀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下令红四方面军南进，并意图迫使中央红军放弃北上计划，随他一同南下，甚至可能采取武力手段，强行劫持坚决抵制其错误方针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鉴于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必须迅速脱离险境，并带领红1、3军独立北上。彭德怀赋予红13团的任务便是：即刻在巴西河岸边布防，全力保障中央机关的北上安全。在张爱萍与彭雪枫的精准指挥下，红13团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会议全票通过了红军继续北上战略方针的决定，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此过程中，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一职。原红3军则被改编为第2纵队，而彭德怀同时兼任该纵队的司令员。第2纵队下辖10、11、12、13大队，其中，张爱萍同志被任命为从红13团改编而来的13大队的政治委员，陈赓同志则担任该大队的大队长。
在彼时，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有意从二纵队抽调一个大队加入一纵队，彭德怀遂批准了13大队的调动。彭德怀表示：“一纵队肩负重任，理应拥有更多的兵力。”并对张爱萍与陈赓叮嘱道：“虽然我们同属红军，但两支部队的管理与作风或许有所差异。你们，尤其是张爱萍，抵达一纵队后要尊重领导，促进团结，虚心向一纵队的同志学习。若他们有值得借鉴的好方法，你们不妨回来传授。”张爱萍询问：“我们还会回来吗？”彭德怀回答：“何须提及回来与否，作为共产党的部队，无论身处何地，本质都是相同的。”
“我这‘小灶’对所有人均有，只是所提供的并不总是佳肴，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不适。”
不久前，张爱萍所率的13大队被调至1纵，不久后的一次全纵部队的集会中，13大队准时抵达，却比其他大队晚到。负责主持会议的纵队领导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13大队迟到。张爱萍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他找那位领导进行了指正，斥责其“无端指责，借题发挥，偏袒自己，背离了共产党员的宗旨”。这让那位领导一时间无言以对。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怒斥张爱萍：“如此放肆，敢顶撞上级？批评几句又何妨……”
红军抵达吴起镇，彭德怀率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少数部队迎战尾随的敌人。在得知敌军被全歼的消息后，毛泽东欣喜若狂，挥毫泼墨赠诗彭德怀，即那首流传千古的六言绝句：“山高路险沟深，红军纵横驰骋。谁敢挥刀立马？唯有彭大将军！”彭德怀览后，将末句改为“唯有英勇红军”，并将诗篇归还毛泽东。闻此，张爱萍对彭德怀的敬佩之情更增一层。
“哪有骂人不算骂之理？无论如何，骂人确实不妥。今后还望你们时常提醒我。”
和平时期情义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爱萍便服务于华东军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有意将之选拔为参谋长，然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认为张爱萍对于军区的工作至关重要，因而未能成行。因此，张爱萍错失了成为彭德怀副手的良机。
1954年9月，彭德怀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同时主管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彼时，粟裕将军担任总参谋长，而张爱萍同志与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等将领共同出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同志专责军事行政事务，粟裕总长时常指示他直接向彭德怀副总理汇报工作。彭德怀副总理亦常邀张爱萍同志探讨问题，随后便让其迁至自己的办公室隔壁，共处于同一楼层办公。此后的一段时期，两人可谓形影不离，日夜相随。
在一段时间的辛勤工作后，张爱萍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军总部下设的八个部门以及独立运作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机构设置繁杂，职责划分过于细致，导致机关臃肿且相互之间常常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她提出了改革这一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建议。尽管部分同志对此持有异议，但彭德怀依然本着原则，采纳了这一提议。随后，中央军委与毛泽东主席对组织体制的调整方案进行了审核并予以确定，解放军的八总部体制最终演变为三总部体制。
1958年秋季，张爱萍自福建前线执行炮击金门任务返程，向彭德怀汇报时，提及了途中目睹的浮夸之风、大炼钢铁的热潮以及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风气等现象。在此之前，彭德怀已有所耳闻此类状况，因而显露出深切的忧虑。不久之后，他亲自南下考察，特意前往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县的乌石寨，倾听乡邻们的真实心声。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生产遭受的破坏以及民众的怨声载道。这一普遍现象使他更加坚定了要为民众发声的决心，呼吁“为人民鼓咙呼”。
1959年夏日，庐山之巅，张爱萍因事务羁绊，直至会议进行数日，方得登山。抵达后，无人向他述说会议进展，仅是将彭德怀致毛泽东的长篇书信打印本交予其手。张爱萍展卷细读，心中不禁赞叹其文采斐然，实事求是，剖析入里，言辞恳切，彰显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对民众的关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深切忧虑。尤为令他振奋的是，信中引用了他所提供的事实。张爱萍对彭德怀敢于向中央直言、直面毛主席的行为，由衷地表示敬佩。在大会上，众多同志亦感同身受。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在小组会上纷纷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见解。张闻天更提出，应倡导民主风气，鼓励下属勇于提出意见和建议。
张爱萍没想到，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谈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并对彭德怀信中的意见逐条批驳，说彭、张等人在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于是，大会主题一下子由纠“左”变成反“右”。少数人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矛头直指彭、黄、张、周。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使张爱萍对彭德怀等欲批不忍，不批又不行，勉强凑了两条问题：一条说彭德怀不该讲毛主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另一条则是把毛泽东批彭德怀请苏联顾问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揽在了自己身上。“文革”时，有人批判张爱萍的这个讲话是替彭德怀讲话。张爱萍说：我是替他讲话，可惜讲得不够。
庐山会议后不久，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集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批彭的会由罗瑞卿主持。批黄的会，罗叫张爱萍主持，张说：“我不适合，你让别人主持好了。”罗说：“你怎么不适合呢?”张说：“我自己有错，批判不了别人。”罗说：“你不要乱讲，这是组织决定的。”张爱萍只好服从。但他只宣布开会，不作任何说明，谁愿发言谁发言。其中有的人发言是随波逐流，有的则无中生有、恶毒攻击。张爱萍后来说，那一次大批判给他长了不少见识，认识了一些熟悉的生人。之鱼的标签，被视为彭德怀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在一次针对彭德怀的批判大会上，张爱萍被迫成为陪斗的对象。这场批斗会由解放军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以及众多军事院校和国防科委等联合发起，一同遭受批斗的还有彭德怀昔日的老部下黄克诚、杨勇等人。目睹年迈的老领导遭受如此残忍的批斗，张爱萍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
“或许彭老总听见了我的呼喊。”张爱萍是多么渴望让彭老总知晓，他并未被遗忘，他的追随者们依然在怀念他，哪怕仅仅是为他带来一线安慰也好……
直至1972年11月，张爱萍的监护状态得以解除。尽管“张爱萍专案组”对他的其他指控逐一予以驳斥，却仍留下“犯有美化、吹捧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这一指控作为结语。
晚年岁月思念浓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同志在北京不幸离世，蒙受冤屈。至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结束后，张爱萍同志仍旧悲痛难抑，对于在彭总遭受苦难之际未能与其诀别，心中充满遗憾。翌日，他夜不能寐，挥笔创作了《鹧鸪天·怀念彭总》一词，以抒发无尽的哀思。词云：“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冈星火信燎原。横刀立马中流柱，同拯神州换人间。卫真理，何惧权！刚正与民共尘缘。春风吹散庐山雾，元元追思万斯年。”
不久，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特地致函张爱萍，邀请他撰写一篇关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鉴赏文章。张爱萍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撰写了一篇内容丰富、文笔优美的文章，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创作此诗的前后经过。文中提到：这首六言诗，语言简练却内涵丰富，情感炽烈却表达清晰，形象生动且气势恢宏，在描写人物的诗歌中堪称绝妙。它歌颂的是一位将军，激励的是无数志士。这既是诗人情感激荡的赞歌，也是领袖深情的嘉奖，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彭德怀元帅树立的一座雄伟的丰碑。
他堪称一位真正的伟人。成为一名真正的伟人并非易事，而他，却做到了！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的伟人！若我国能有更多像彭老总这样的杰出人物，那将更加美好。对他的怀念，将永远无尽……
称誉彭德怀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第一次，张爱萍是第一人。自此，“彭德怀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说法犹如煦风细雨润及大地，为人们所接受和称赞。不久，彭德怀传记组即以此为题，编撰出版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
张爱萍认定彭德怀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更认定：我们的社会十分需要彭德怀这样的真正的人。因此，他总是自觉自愿而持之不渝地以“一个真正的人”的标准规范自己，并在各种场合倡导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离休后谢绝了一切任职的张爱萍，在1998年尽管已经88岁高龄，却为筹办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的各种活动兼职最多，用心最大。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彭德怀生活的电影，请张爱萍担任顾问，并请他给有关单位写信提供方便。他慨然应允，并就电影的内容及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又给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写了信。
彭德怀的侄女、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彭钢，就纪念彭德怀100周年诞辰活动及铜像落成问题，两次向张爱萍汇报，并请他向有关领导提提建议。他欣然同意，并同她一起商量了实施方案。
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在筹备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请张爱萍担任“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书法美术展览”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请他亲书展标，再提供作品，还写篇纪念文章。他均一一应诺，并很快全部落实。其间，他还真正履行主任职责，多次听取汇报，疏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张爱萍在思考如何写一篇纪念彭德怀的文章时，他想到跟随彭总南征北战的岁月，追随彭总整军建军、设置海防的情景，以及彭总本人身经百战、治军建国的卓越功勋，还有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都值得写，也应该写。但如果都要涉及到，那就要成宏篇巨制了。想来想去，又聚焦到他久存心中的一个看法：一个真正的人。
张爱萍为彭德怀百岁诞辰所写的文章，最后仍用了《一个真正的人》这个题目，他在文中写道：“彭总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幸福，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彭总的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他为了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在枪林弹雨中，他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他只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格，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而“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这篇文章先后在1998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反响十分强烈。不少了解张爱萍的老同志说：“这是张爱萍的自我写照。他受彭德怀的影响极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人说得更干脆：“张爱萍是第二个彭德怀！”
